6月 6日 星期二 05:05 更新

【明報專訊】一年容易又「六四」。從不少角度看，中國人是一個接受「妥協包容」、標榜「和而不同」、傾向「和稀泥」與「忘掉痛苦的過去」的既怯懦又機會主義、「不拘泥原則」和「識時務」的民族。之所以偌大的群體可以在相等於歐洲這麼大的地域「團結和氣」5000多年﹗
前一陣有幸與一群十八九歲大陸某著名學府學生傾談，他們大部分連「六四」的影子都茫然。的確，89年那可歌可泣的學生運動爆發時，他們還未戒奶，而且共產黨確實厲害。毛澤東馬列著作沒有讀懂，但掌握了中國人那種委屈求存、「顧全大局」，說得不好聽是「在強權面前自動磕頭」的民族性。「六四」所以被遺忘，部分固然是大陸的新聞封鎖，但同時也「歸功」於千萬父母、兄長老師不希望孩子轉入無情的歷史漩渦，不如「不記仇」、避重就輕地「向前看」吧﹗

「六四」可以忘記，當然文革的教訓可以「淡處理」。去年底胡錦濤(相關新聞 – 網站)已下指示，不准搞紀念文化大革命發動40周年的學術會議與相關活動。唯一在官方媒體看到的是些不痛不癢、和稀泥式的黨八股。例如最近以「秋石」為筆名的某黨官在《求是》雜誌刊登〈重溫「文革」歷史教訓〉一文，就翻炒鄧小平1981年發表的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」的結論，即文革是「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……給毛澤東同志抹黑，也就是給我們黨、我們國家抹黑……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」等等。但不要忘記，老鄧不誠懇不科學地反思文革，結果是他本人在89年犯類似的錯誤。

江澤民(相關新聞 – 網站)與胡錦濤對歷史更軟弱與「實用主義」，對黨犯的錯誤「置若罔聞」。例如胡在03年底慶祝毛110年冥壽的演說中，對偉大舵手在大躍進與文革所犯的彌天大罪絕字不提。第四代領導人還沒上台前，不少專家對胡溫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，以為他們為了安撫國內知識分子與應付國外要求改善人權的壓力，有可能局部平反「六四」事件。結果胡總為了樹立共青團派的威信，去年為團始創人之一胡耀邦搞了個「四不像」的紀念活動，但胡對黨中央在89年那「絕對正確」的「果斷」行動決不會翻案。

很簡單，胡在「六四」前幾個月已在西藏拉薩「示範」武力平暴，而且鄧小平正因為他「絕不手軟」的表現在02年「隔代」欽定胡為第四代接班人。胡總既然是「六四」的最大受益者之一，會不會這麼不識時務搬石頭砸自己的腳。從宏觀角度看，今天在台上的頭面人物與馬上要高升的第五代後起之秀，都是共產黨幾十年來 「古為今用」、「真理為政治服務」那種極端虛無機會主義的信奉者與推行者，他們絕不會碰如韓戰、反右、文革與「六四」等歷史燙手山芋。

一個民族最珍貴的莫過於世世代代的集體回憶與歷史財富。這種源於歷史真面目的願力可以使一個國已亡、土已滅的民族，如猶太或波蘭人，矢志復國與振興該民族的固有文化。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曾被列強凌辱與局部佔領，可幸未受亡國之痛。但今天中國GDP實質上已超過日本(相關新聞 – 網站)，而軍力也足以威脅「新美帝」時，我們倒要問問﹕國魂在哪裏﹖集體記憶與歷史真相扔到什麼地方去了﹖為什麼這麼多北大清華畢業的學生都往美國跑﹖這麼多高幹兒女有「綠卡」﹖而有權有勢的「新貴族」可以肆意魚肉弱勢的兄弟姊妹﹖

和稀泥、苟且偷安與「顧全大局」的結果是一個看似孔武有力、財大氣粗，但實質上沒有凝聚力、沒有靈魂、沒有勇氣捍衛真理的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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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咧咧按：对天朝土地上让人啼笑皆非的司法制度，一次又一次的滥杀、冤杀和错杀，我的神经已经被千锤百炼到无比坚韧的地步，不再有愤怒，不再有郁结，不再有扼腕长叹的悲悯。心里所剩的，只有疑问：这个无耻、无良、无能的傻逼政党和政权，究竟还要多久，才能被历史彻底埋葬，冲进十八层地狱的马桶里？

一

2003年夏天，我们在孙志刚案后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，开始营救身陷囹圄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时候，22岁的吴英在东阳市新开了“贵族美容美体沙龙”，展露出不凡的经营才华和交际能力。其实在15岁的时候，她就与别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，生意逐渐做大。2005年又经营KTV、理发休闲店等，2006年注册两家公司，开始介入民间借贷、铜期货等交易。之后大手笔组建本色控股集团：本色商贸、本色洗业、本色广告、本色酒店、本色电脑网络、本色装饰材料、本色婚庆服务、本色物流……，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。

多行业的同时运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，但年轻没背景的吴英和更年轻的本色集团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，只能借助于朋友熟人。材料显示，除了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来自工商银行东阳支行外，她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信贷。2006年12月，因债务纠纷，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、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绑架，并被强迫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，现金数万元、现金支票330万被抢走，被强迫交出数张银行卡密码。吴英报案后，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，她却在两天后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。

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，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却不管，本属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，因为有利可图，政府的积极性来了。吴英报案似乎是她命运的转折点。报案后不久，2007年春节之前，资金链趋紧的吴英被刑事拘留，理由是“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。一审开庭时，给吴英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认为，“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，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，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，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，并承诺归还。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，只能算民事纠纷。”但一心要置吴英于死地的法院完全不理会这些意见。法院认定，从2005年至2007年，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，以投资、借款、资金周转等为名，先后从林卫平、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.7亿元，用于偿还本金、支付高额利息、购买房产、汽车及个人挥霍等，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.8亿元。吴英的罪名从被拘时的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变成了可怕的“集资诈骗”。2009年10月，吴英一审被判死刑。2012年1月18日，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原判。

二

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，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，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，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，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。与公权力何干？受害者没有站出来（借贷金额7.7亿，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），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？如吴英集资是为“占有”，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？在刑法上，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，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？

2008年12月2日，浙江省高级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“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”会议纪要明确指出，“为生产经营所需，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，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，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”的情况，“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”，“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”。2011年1月4日，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明确规定，未向社会公开宣传，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，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。吴英与11位债权人均为朋友或固定合作伙伴，因此连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都够不上，判定“集资诈骗罪”乃是欲加之罪、司马昭之心了。

吴英非但不存在“集资诈骗罪”，历史地看，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、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，尽管她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。吴英案的历史背景是，中国从导致国民奴役和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中挣扎出来，逐步建立市场经济，中国经济“腾飞”了、“大国崛起”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市场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，甚至是畸形的。一来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，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起码的司法独立，官商勾结，腐败蔓延，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。二来关键的经济领域，石油、电信、电力、金融、石化、铁路等仍然被垄断（实际上被高干家族控制），行政扭曲价格，公权豪取利润，顽固对抗市场。“入世”这么多年，美、日、欧盟等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，原因应该在此。

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。经济学家茅于轼说，“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，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，一方面钱很多，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，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。金融业干什么？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，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，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，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。”吴英在法庭上说，她购置固定资产，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，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。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，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。另一方面，存款利率低，有钱人不愿把钱存银行，一定设法寻求更高的回报。民间借贷门槛低、有信用、效率高，因此是市场的必然。

民营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。全国企业总数的99%以上都是中小企业，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，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 D P的60%，近些年GDP增量的80%以上是民企创造的。但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，只能靠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。数据表明，银行的短期贷款中，民营企业只占不到20%。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，有90%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，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。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有近62.3%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。在温州，只有10%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，而有接近90%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。温州有89%的家庭个人和60%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。

民间借贷完全合法化势在必行。2011年11月，央行负责人称，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，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、阳光化运作。另有学者透露，两三年前就已经搞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草案，但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一直拒绝提交这个草案，无法进入讨论程序。

解决问题之本，应在开放市场，建立自由金融制度。反市场、高腐败、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，断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之道理。若干年后回头看，当中国自由金融体制得以建立，吴英们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、符合市场规律的、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，——而今天这样的行为竟获死罪，这是何等的悲哀？吴英能亲眼看到那一天吗？以投机倒把罪为例，中国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，但《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》到2008年才被废除。此前，有太多同胞被定为投机倒把而入狱甚至被处死，而他们从事的交易行为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。韩庆生等4名国企工程师转到乡镇企业，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，却因“技术投机倒把罪”被判入狱。我听过一个案例，有个人把一些猪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去卖，竟被以投机倒把罪判无期徒刑。温州从事民间金融的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，1991年被执行死刑，她是中国死于投机倒把罪的最后一人。回头看，这些同胞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吗？不正是他们的生存需要、才能和勇气，逼出了市场化改革吗？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，改革需要付出代价，但我们就不能长一点记性，避免这类悲剧吗？小岗村的18个立下生死状的村民如果被枪毙，后果将会如何？我们就不能稍微仁慈一些，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，非要流血不可？为了那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的自由金融体系，非要人头落地、扼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？

三

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刑民不分也体现在吴英案上。萧瀚评论到：“说穿了，就是伪公权可以肆意作恶，蹂躏民间私法关系，夫妻俩吵架吵到官府那儿，可能会被痛打一顿关牢里。现在也一样，吴英借人钱，生意没做好搞砸了，借钱的人只想要回钱，但官府说你只许管我借钱，借不借给你看我高兴，不许管那么多人借，你瞎借钱，我就要宰了你。”先是与民争利，继之残民以逞。只许州官放火、不许百姓点灯。窃钩者被诛，窃国者诛人。司法只是个表象而已，抢劫杀人工具而已。

什么是法治精神？几个世纪以来，法理学的一个核心争论就是“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”？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。在一个政治经济体制迅速变迁的社会里，这个命题就更加复杂。可以说，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刻伴随着恶法和对恶法的违反。改革就是对僵化法律制度的突破，这种突破基本上都是事实上的突破导致立法上的变更，而不是相反。农村改革、国企改制、证券制度、户籍制、宗教信仰、教育制度、新闻出版、信访制度、诉讼制度、城管制度、劳教制度、社团制度，哪一个领域没有经历过突破的尝试？哪一个领域没有过公民的血与泪的抗争和受难？哪一个领域彻底完成了改革？哪一个领域不需要继续改革或者说彻底变革？

法治是人类的事业，因此也必须是符合人性的。但是在一个法律和人性被肆意践踏的年代结束之后，法律体系不完善、法治水平落后，社会上存在着太多僵化教条的理念，落后的、反人性的法律政策。很多情况下，法律“陷人于不仁不义”的境地。比如“亲属作证豁免权”制度建立之前，一个了解了母亲犯罪情况的孩子，就必须在亲情伦理和法律义务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。毫无疑问，法治、善治、普世价值、一切常识，都要谴责反人伦的法律，而不是自然的人性。

中国公民苦于“非法化生存”久矣。孙大午案的时候，人们就热议“民营企业的非法化生存”；公盟被查抄的时候，大家又讨论“NGO的非法化生存”；崔英杰案、夏俊峰案，人们反思城管的非法化生存；当下的吴英案，民间信贷的非法化生存又进入人们的视野。目前的公权力制度的不完善还造成了“官员的非法化生存”，谁都不干净，所以只能听话不能站错队，否则贪污、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、生活作风问题，说你有你就有，真没有也可以有。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可就有关系了，为商为官，都是如此。

本来就不应该被禁止的、自然的、自由的，生生地制造了一个非法化生存的法律环境，谁之过？本来健康的制度可以避免某些人性之恶，但一个激发人性之恶的制度迟迟得不到修正废除，谁之过？吴英就算有罪，也是社会变革大背景下不健全的融资制度之罪，是历史和社会之罪，让吴英一个毫无特权的弱女子来承担，这是极端残酷和不公正的。

四

吴英当然不是天使。她虽然有经济眼光和企业家本领，但她不幸没有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下。为了生存，为了扩大财富，她被迫选择了适应这个体制，就像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也要适应中国的商业政治潜规则一样。吴英检举过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，也当然意味着她有过行贿行为。（需要指出，在检察院没有指控吴英犯有行贿罪的情况下，律师和公众并不应该扮演指控者的角色。）假如从一开始就仅指控吴英行贿并且证据充分，在法律上似乎问题不大。但行贿罪没有死刑，在受贿者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，更不能匆忙认定行贿。何况还是吴英主动交代的，依法应“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，何况是被索贿还是行贿还难说。

但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我们当然要谴责行贿。但假如吴英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贷款，她还需要行贿吗？更应该谴责的是这个金融垄断体制和公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。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，极少有人能幸免。更进一步，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、甚至法律困境之中。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。

曾几何时，你收听美国之音，你非法了。你举办一个舞会，你非法了。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，你非法了。你贱买贵卖，你非法了。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，你非法了。现在情况变了，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。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，情况没变。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，你非法了。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，你非法了。只能生一胎你却生了两胎，你非法了。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，你非法了。发帖子批评官员，你非法了。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，你非法了。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，你非法了。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，你非法了。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，你非法了。不放弃某一种气功，你非法了。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，你站出来带头维权，你非法了。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，你非法了。越级上访，你非法了。自焚，你非法了。没死成活来下了，你非法了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？

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做手术，不给麻醉师和医生红包，手术质量就要下降——有多少人选择不给？不通过关系给领导好处，孩子就上不了稍好一点的学校——有多少人选择不给？你或者你的亲人酒后驾车被抓住，有多少人首先想到按规定接受处罚而不是托关系说情？在有摄像监控和没有摄像监控的情况下，你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有没有不一样？你有没有购买过盗版软件、光碟和书籍？你有没有答应上级领导的不道德的或者不合法的要求？你有没有享受亲属的或多或少的特权利益而沾沾自喜、毫无愧疚？面对重大的非法行径，你有没有选择沉默而不是挺身而出？我的一个熟人花钱买了一个驾照，我的一个亲戚通过提交假体检报告而提前病退，我的另一个亲戚通过关系享受低保待遇，尽管他穷，但周围很多比他更穷的、显然符合条件的家庭却得不到低保。低保指标腐败是全国性的，我知道。至于我自己，以下省略2000字……。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得到“非道德或非法”的好处，同时更因这种普遍的“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”而受害，但问题是，我们中有多少人接受甚至享受这种“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”？

抛开案件证据本身，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。你我也不是。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，在吴英有钱的时候，我们仇富，在她落难的时候，不闻不问、幸灾乐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。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。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，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。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，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，仅仅是出于偶然。 “总有人牺牲，只要别轮到我头上。”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，灾难就已降临。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，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。

五

吴英自己说，“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，多少人希望我活。”谁希望吴英死？吴英被刑拘后，为求立功免死，曾检举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。其中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天贵、荆门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周亮、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均已经获刑。吴英的父亲透露，吴英在看守所中举报了另外7名官员。此外，一审前，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，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。一审判决完后，这些官员又曾到浙江省高院，要求二审维持原判。

有网友例举了吴英被抓后的资产被处理过程的可疑情况：本色概念酒店，至少5000万，450万拍卖；38辆汽车，2000多万，390万拍卖；法拉利，375万，去向不明；珠宝，7000多万，去向不明；博大新天地商品房买断销售权定金，500万，去向不明；希宝广场定金，500万，去向不明；本色集团财务没收现金，75万，去向不明；强行拍卖得款，500多万，去向不明……这里面有多少猫腻？

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员？姓甚名谁？多少金额？有无查处？哪些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吴英？他们从吴英资产中获利多少？这些官员不正是做贼心虚吗？按图索骥有何困难？成功检举贪官属于重大立功表现，为何法院量刑时不予考虑？在这么多问题没有说法的情况下，匆匆忙忙判吴英死刑，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呢？杀吴英或是一箭三雕：一杀鸡骇猴，恐吓民间资金流动，阻挠自由金融制度，维持垄断特权。二杀人灭口，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。三杀人夺财，重新上演屠杀资本家血腥一幕，不是化私为公，而是化私为官。

六

死刑是国家杀人。国家有权杀人吗？杀人杀错了，如何挽回？有哪一种司法制度能够100%避免判错死刑？死刑能威慑犯罪吗？统计数据表明，不能。杀人偿命？这种同态复仇观早已过时，以眼还眼，举世皆盲。犯罪是社会的，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犯罪者个体身上，枪毙了事。这也是废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把吴英案放在中国金融制度面临改革、司法制度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，尤显废除死刑之必要。

全世界的大潮流是废除死刑。1977年，仅有15个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，到2001年，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08个，2010年则为139个。仍在执行死刑的国家在2009年仅有18个（2010年是22个）。全世界保留并且执行死刑的这一小撮儿国家里，绝大多数情况下死刑也仅仅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。

中国是死刑超级大国。2010年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至少有527例死刑被记录在案，中国执行死刑的数字属于国家绝密，但据学者和人权机构估计，每年大约有8000人被执行死刑。但中国也在减少死刑。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》（2007年）中提到，我国现在应逐步减少适用死刑，“凡是可杀可不杀的，一律不杀。”2011年废除13项非暴力死刑罪名。这些都是限制死刑的努力。

也许对暴力犯罪废除死刑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对所有非暴力犯罪，应该尽快废除死刑（目前中国仍有31项非暴力罪名可处死刑）。是以极刑维护畸形的金融垄断体制，还是以此为契机启动改革破除旧规？中国到底奉行慎杀还是滥杀，吴英案或成为一个检验。回首过去的司法实践，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死刑案件太多太多了。确立杀人指标的“镇反”时代和抽疯式的“严打”期间，自不必说。近年见诸报端的就不胜枚举。无罪的聂树斌、滕兴善，杀了。正当防卫的好公民曹海鑫，杀了。发现尸体去报案的18岁小伙呼格吉勒图，杀了。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，杀了。喊了几句话的荆中秀，杀了。受刑讯逼供被黑社会的樊奇航，杀了。现在又来杀吴英。甘锦华案，疑点重重，死刑；承德陈国清案，子虚乌有，死刑；夏俊峰案，正当防卫，死刑；吴英，被控罪名根本不成立，死刑。——中国司法像“镇反”和“严打”那样，杀红眼了吗？

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。和我们一样，吴英是弊端重重的制度中的行动者。她听到死刑判决时的绝望和无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和无助。我常常想象，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，与我同龄的聂树斌的内心世界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聂树斌。同样，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。问题仅仅在于，这一次，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成为谋杀机器吗？或者仅仅在于，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，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，还是沉默？

2012年1月23日，正月初一
滕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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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咧咧按：说实在的，李大眼的很多观点我并不认同，只是因为这又是一篇注定很快被和谐的博文，代为保存一下而已。

当今中国，不存在走着前进还是跑着前进的问题，只存在要不要前进的问题。否则你明白不了不准搞、不准搞、不准搞……那样的议题。

当今中国，不存在开快了或开慢了的问题，只存在要不要正确行驶的问题。否则你解释不了很快的动车追尾了、很慢的校车倾覆了、不快不慢的公交车也自焚了，这些社会问题。

当今中国，不是用补药还是下猛药的问题，只存在一个病人讳疾忌医，甚至病急乱投医。比如，毒奶横行是因为草他妈，假药滥市因为销售代表道德低下，最漂亮的馒头就是染色馒头，政府不反思官德崩坍却号召全民提高私德，这么一系列跑题的案例。

不存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问题，只存在想不想与世界一起前行的方向问题。

问题就在那里，贱民和执政者都看见了的，可尚存理想和试图改变倒成了暴力问题。你见过有谁暴力革命，乌坎的老头、海门的阿婆、狼奔豕突的小贩，还是在宪法范围内参选的独立候选人……我心中的民主，只是一种常态机制，是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可以随时帮他治病。没有所谓时机，你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悬挂“时机不对，请勿入内”。没有所谓素质，我们从未听到过哪名医生说“凡文盲者，乱棍打出”。

我要告诉即得利益者，民主不是打倒你，民主是让你成本更小更有底气更能发挥你的才华，正大光明地获得本该有的利益，而不是被迫天天做假账，月月备上红包，到了年底低三下四给工商税务送上大礼，见个科长就满脸堆笑，见个省级官员恨不得让他爆菊。

我要告诉非即得利益者，民主就是保护你，是温和渐进而不是街市大乱、网络尽断、喝不到奶吃不上饭。何况，现在的街市不乱、网管不掐断你的线、吃的饭里没有苏丹红喝的奶没有三聚氰胺？民主如此简单，是不只让一个早抓起来的部长为举国兴建的动车负责，不只让一个临时工油漆工为上海着火的大楼负责，不只让一个编外司机为一车又一车的孩子们负责……民主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，如果嫌这仍装13，民主就是拎包上班、买菜回家、疯狂造爱、娶妻生子；而不是坐公交挤成照片、找工作遭受白眼、有身份证却没有身份，生了人却没有人生；而有人出生证就是一辈子的成绩单，人生灿烂、泡妞浪漫，每到开会，他们的父亲负责决定，我们的父亲负责鼓掌和观看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当今社会之积患，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。从封疆大吏，到扫地的阿姨，大家内心里都盼着那条船。前天70多名深圳城管在政府门口抗议，“剥削劳务工，还我血汗钱”，被百名特警队分割包围押上了警车。勇猛如城管大哥也不能幸免。一个幻想，过去是城管押走老百姓，这次是特警押走城管，下次会不会是野战军押走特警？

可见中国之民主，不是多与少、快与慢、轻与重、急与缓的问题，而是要不要的问题。不存在时机问题，而只有一而再、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。可是每当需要变革的时刻，总有青青黄黄跳出来，还没见到选票，就说要贿选，没开始民主，就说会血流成河，我认为是一种吓唬式的教育。你都没试，怎么能说不能呢。等于是站在桥上说，人民还不会游泳啊，河里还没有石头呢，等一等吧。然后，你却从桥上过河了。多有喜感的一个画面。

我要告诉左中右派，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。是公共使用权，动车不追尾、飞机不晚点、马路不为领导车队封路；是知情权，股市永远低迷的答案，官员的账户里有多少钱，多少名字深埋于地下；是价值评估权，不要伪劣驱逐良币，不要蠢才当道、人才垫脚，要让勤勉和才华重见天日；是被保护权，人人交了税，就是交了保护费，军队对外不对内。是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知情权、监督权……上述四权不是我发明的，是涛哥今年刚说的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民主在这个国家被教育成一件很高端的事情，其实民主从来不是装高端，只是保证吃喝拉撒的种种庸俗。这样一些权利，如果你说也没操作性，我只想要一个最低端的权利，表达不高兴的权利：

我得说，住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里，过得并不是很开心。这里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人修，这里的电梯在摔死人前，也无人管。这里的物业不是业主选出来的，但谁是业主却归物业决定。还不准提意见，谁提，就不热爱这个小区，就是反对这个小区。奇妙的是，那么热爱这个小区的物业们，全家老小却住在别的小区。

我爱这个小区，可是过得不开心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这需要等待物业配合，盼望好的人品和运气，要讨价还价。我不认为这是对的，本来就是我们的，干吗要讨价还价？这就像，你跟小区经理探讨这房子产权到底是谁的，跟门卫探讨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一夜，跟保安壮烈地探讨这女人其实你的，电工打你家小孩时，你不收拾丫的却跟他大谈文化建设。而且，这一切的过程还是跪着的，你见过跪着跟别人讨价还价的吗。

我觉得跪着的成熟，并不合逻辑。

最后的问题，我感到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问题：难道你不觉得素质低是客观事实吗，难道说了实话也有该批评吗，即使观点有错也引发了一个大思考啊。很好的问题，我觉得“宁坐在宝马后面哭，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”说的也是客观事实，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无奈现实的大思考，请问当初朋友们批评她了吗；素质低就不适合马上享受民主，可是，118万官员家属都在米国生活着，他们道德水准这么低，听说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，也不敢套牌车七十码撞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。

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时有些朋友脑海里已闪现出“这是两码事”来回击。真是两码事吗，也许是。只要你愿意，宇宙跟一眨眼前已是两个宇宙，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也是两码事，明年的你再看今年的话题，正是两码事。

你抱怨过让员工只捐十元钱的王石吗；你崇拜过“中国人是要管一管”的成龙吗；你鄙视过不为自由而战的李敖吗。

这正是我苦恼的地方，有时只想谈谈每个人应拥有的权利，却被搞成争论哪个人更正确。权利就是权利，没有正确的权利，和错误的权利。像我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人，并不正确，可活在这样一个由外国人他爸管理的小区里，还是拥有一个不高兴的权利。不是中国人不高兴，而是中国人，有权对中国不高兴。

明白此，你已拾起一块叫不高兴的砖，敲响那道自由的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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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各种方案和需求塞满的脑子也只能偶尔整理出来这样的碎片了。